普京：“非理性”的理性应对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的应对，其背后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与特朗普理性的非理性批准恰恰构成了对照。

　　在应对美国国会制裁法案问题上，俄罗斯政府各级官员及作为整体的俄罗斯官僚阶层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显然是一种与美国反俄主义共生的俄罗斯反美主义情绪化的表征。

　　然而，这种看起来的非理性恰恰是最大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对2016年与俄只有区区200亿美元贸易额的美国而言，制裁加码也不会导致俄罗斯有多大的损失。同时，美国国会将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作为制裁目标，已经引起了欧盟的强烈反弹。

　　另一方面，美国的新制裁至少会有利于克里姆林宫布局2018年的总统大选，普京当局完全可以再次祭出外敌牌，最大限度地动员爱国主义选民。借力打力、用一种情绪化的表达和更多具有象征意义的反制行动，来换取在欧美间打进楔子和在国内政治中获得更多支持、更高威望，无疑是足够理性的。

　　总之，俄美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已经具备了全新的内部结构。特朗普最终迫于两党压力签署了制裁案，但又没有能够用更强硬的理性选择来自证清白，最终结果必然是既得罪了俄罗斯，又让美国内的反对势力有了新的口实。相较而言，俄罗斯尽管处于被动方，但仍借助于清醒的战略判断，用非理性的形式追求理性的最大化利益，反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无论如何，俄美关系短期内都失去了好转的空间。